《商君書》開塞原文及譯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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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資料圖)

　　開塞

　　作者：商鞅

　　天地設(shè)而民生之。當此之時也，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，其道親親而愛私。

　　親親則別，愛私則險。民眾，而以別、險為務(wù)，則民亂。當此時也，民務(wù)勝而力征。務(wù)勝則爭，力征則訟，訟而無正，則莫得其性也。故賢者立中正，設(shè)無私，而民說仁。當此時也，親親廢，上賢立矣。凡仁者以愛利為務(wù)，而賢者以相出為道。民眾而無制，久而相出為道，則有亂。故圣人承之，作為土地、貨財、男女之分。分定而無制，不可，故立禁;禁立而莫之司，不可，故立官;官設(shè)而莫之一，不可，故立君。既立君，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。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，中世上賢而說仁，下世貴貴而尊官。上賢者以道相出也，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。親親者以私為道也，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。此三者非事相反也，民道弊而所重易也，世事變而行道異也。故曰：王道有繩。

　　夫王道一端，而臣道亦一端，所道則異，而所繩則一也。故曰：民愚，則知可以王;世知，則力可以王。民愚，則力有余而知不足;世知，則巧有余而力不足。民之生，不知則學，力盡則服。故神農(nóng)教耕而王天下，師其知也;湯、武致強而征諸侯，服其力也。夫民愚，不懷知而問;世知，無余力而服。故以王天下者并刑，力征諸侯者退德。

　　圣人不法古，不脩今。法古則后于時，脩今則塞于勢。周不法商，夏不法虞，三代異勢，而皆可以王。故興王有道，而持之異理。武王逆取而貴順，爭天下而上讓。其取之以力，持之以義。今世強國事兼并，弱國務(wù)力守，上不及虞、夏之時，而下不脩湯、武。湯、武塞，故萬乘莫不戰(zhàn)，千乘莫不守。

　　此道之塞久矣，而世主莫之能廢也，故三代不四。非明主莫有能聽也，今日愿啟之以效。

　　古之民樸以厚，今之民巧以偽。故效于古者，先德而治;效于今者，前刑而法。此俗之所惑也。今世之所謂義者，將立民之所好，而廢其所惡;此其所謂不義者，將立民之所惡，而廢其所樂也。二者名貿(mào)實易，不可不察也。

　　立民之所樂，則民傷其所惡;立民之所惡，則民安其所樂。何以知其然也?

　　夫民憂則思，思則出度;樂則淫，淫則生佚。故以刑治則民威，民威則無奸，無奸則民安其所樂。以義教則民縱，民縱則亂，亂則民傷其所惡。吾所謂利者，義之本也;而世所謂義者，暴之道也。夫正民者，以其所惡，必終其所好;以其所好，必敗其所惡。

　　治國刑多而賞少，故王者刑九而賞一，削國賞九而刑一。夫過有厚薄，則刑有輕重;善有大小，則賞有多少。此二者，世之常用也。刑加于罪所終，則奸不去;賞施于民所義，則過不止。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，必亂。

　　故王者刑用于將過，則大邪不生;賞施于告奸，則細過不失。治民能使大邪不生、細過不失，則國治。國治必強。一國行之，境內(nèi)獨治。二國行之，兵則少寢。天下行之，至德復(fù)立。此吾以殺刑之反于德而義合于暴也。

　　古者，民藂生而群處，亂，故求有上也。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，將以為治也。今有主而無法，其害與無主同;有法不勝其亂，與無法同。天下不安無君，而樂勝其法，則舉世以為惑也。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，而治莫康于立君，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，勝法之務(wù)莫急于去奸，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。

　　故王者以賞禁，以刑勸;求過不求善，藉刑以去刑。

　　譯文

　　開天辟地之后人類誕生了。在這個時候，人們只知道自己的母親卻不知道自己的父親，他們處世的原則是愛自己的親人，喜歡私利。愛自己的親人，就會區(qū)別親疏，喜歡謀求私利，就會心存邪惡。人多，又都區(qū)別親疏，心存邪惡為自己，那人類就會混亂。這個時期民眾都盡力制服對方來竭力爭奪財物，這樣就發(fā)生的爭斗。發(fā)生了爭斗又沒有一個正確的準則來解決，那人們就沒有辦法過正常生活。所以有道德的賢人確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確標準，主張無私，因此人們喜歡仁愛這一準則。此時只愛自己親人的狹隘思想被廢除了，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確立了。凡是講仁愛的人，都把愛護、方便別人當作自己的事務(wù)，而賢德的人把推舉賢人當作自己的處世原則。人口眾多，而沒有制度，長期把推舉賢人作為治理準則，就會發(fā)生混亂。所以，圣人順應(yīng)當時社會的發(fā)展形勢，制定了關(guān)于土地、財貨、男女等的歸屬權(quán)。名分確定了而沒有制度不行，因此設(shè)立了法令;法令確立了而沒有人來管理也不可，因此又設(shè)立了官職;官吏有了而沒有人統(tǒng)一領(lǐng)導(dǎo)不行，所以設(shè)立了君主。君主確立了崇尚賢德的思想就廢除了，而尊重顯貴的思想又樹立了起來。如此看來，遠古時代人們愛自己的親人而喜歡私利，中古時代人們推崇賢人而喜歡仁愛，近世人們的思想是推崇權(quán)貴而尊重官吏。崇尚賢德的人，所遵循的原則是推舉賢人，可是設(shè)立了君主的地位，使崇尚賢人的準則沒有用了。親近親人，是以自私自利為原則，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，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。這三個不同時代，不是做的事互相違背，而是人們原來遵循的規(guī)則有問題，所以人們原來重視的東西更改了，這是因為社會形勢變了，而人們所要施行的標準也就不一樣了。所以說：統(tǒng)治天下的原則是有規(guī)律的。

　　君主統(tǒng)治天下的標準是一個方面，而大臣輔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標準又是一個方面，他們所奉行的的原則不同，而他們所遵行的準則卻只有一個。所以說民眾愚笨，那么智慧就能稱王天下;世上的人聰明，那么雄厚的實力就可稱王天下。民眾愚笨就會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;世上的人聰慧，就智七有余有實力不足。人的本性：不懂就要學，力量用盡了就會服輸。所以神農(nóng)教會人們從事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而稱王天下，這是因為人們要學習他的智慧;商湯和周武王創(chuàng)造了強大的實力而征服了諸侯，這是屈服他的實力。民眾愚笨，心中沒有知識，就要向別人請教;貢人聰明，可是當用盡力量時就會屈服。所以靠智慧稱王天下的就會拋棄刑罰，用實力來征服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眾。

　　圣人不效法古代，也不局限于現(xiàn)狀。效法古代就會落后于時代，局限于現(xiàn)狀就會阻礙社會民發(fā)展。周朝不效法商朝，夏朝不效法虞舜時代。三代統(tǒng)治方式不同，卻都能夠稱王天下。所以建立王業(yè)有一定原則，而守住王業(yè)的辦法卻不相同。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奪取政權(quán)，卻又順從君主的原則來治理國家，用武力奪取天下，又崇尚謙讓的仁德思想;周武王奪取天下靠的是暴力，守業(yè)靠的卻是禮制?，F(xiàn)在強國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別國，弱國所做的事是盡力防守，從遠古來說趕不上虞、夏兩個時代，而近古時代不遵循商湯、周武王的治國原則。像商湯、周武王那樣統(tǒng)一天的方法補被拋棄了，所以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打仗的，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沒有不防守的。商湯、周武王統(tǒng)一天下的方法已經(jīng)被塞堵很久了，可現(xiàn)在的君主沒有誰能開啟這些方法，因此，沒有出現(xiàn)第四個像夏、商、周三代那樣的朝代。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聽進去我的這番話，今天我愿意用實際效果來說明這個道理。

　　古代的民眾淳樸又寬厚，現(xiàn)在的民眾乖巧而虛偽。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眾放在首位;現(xiàn)在治理國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罰。這個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。現(xiàn)在社會上所說的不義，就是要確定民眾所討厭的，廢除民眾的所喜歡的。現(xiàn)在二者名實皆不同，不可以不弄明白。確立民眾所喜歡的，那么民眾就會被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傷害;確立民眾所討厭的，那民眾就會享受他所喜歡的東西。憑什么知道是這樣呢?人憂慮就思考，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;人快樂就放蕩，放蕩了就會產(chǎn)生喜歡安逸的懶惰思想。因此用刑罰治理民眾就會畏懼，就不會有邪惡的事發(fā)生，沒有邪惡的事發(fā)生，民眾就可以享受他們的快樂了。用道義來教化就會放縱自己，民眾放縱自己就會作亂，民眾作亂就會被民眾所討厭的東西傷害。我所說的刑罰，就是實施道義的根本;而現(xiàn)在所說的義是暴亂的原因。治理民眾的人，如果用他們所討厭的東西去治理，最終民眾一定能得到他們的喜歡的;如果用他們所喜歡的來治理，民眾一定受害于他們討厭的東西。

　　政治修明的國家，刑罰多而賞賜少。政治混亂的國家，賞賜多而刑罰少。所以成就王業(yè)的國家，刑罰有九分，賞賜有一分。削弱的國家，賞賜有九分，刑罰有一分。人的罪過有厚有薄，所以朝廷的刑罰有重有輕;人的善行有大有小，所以朝廷的賞賜有多有少。這兩項是世人常用的法則。但是刑罰加在人民已經(jīng)犯了罪的時候，奸邪就不會斷絕。賞賜用在人民所認為“義”的上面，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。刑罰不能除去奸邪，賞賜不能遏止罪過，國家必亂。因此，成就王業(yè)的國君，把刑罰用在人民將要犯罪的時候，所以大的奸邪才不產(chǎn)生;把賞賜用在告發(fā)犯罪方面，所以小的罪過也不致漏網(wǎng)，治理人民能夠使大的奸邪不產(chǎn)生，使小的罪過不漏網(wǎng)，國家就治理好了。國家治，就必定強。一國這樣做，他的國家就可以單獨治安。兩國這樣做，戰(zhàn)爭就可以稍微停止。天下都這樣做，最高的道德就會重新建立起來。所以我認為殺戮、刑罰能夠歸于道德，而“義”反倒合于殘暴。

　　古代人們聚集在一起群居，秩序混亂，所以要求有首領(lǐng)。如此看來，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領(lǐng)，是為了追求天下安定?，F(xiàn)在有君主而沒有法規(guī)，它的危害程度與沒有君主相同;有了法規(guī)而不能制止混亂和沒有法規(guī)相同。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沒有國君，卻又喜歡超越他的法律約束，那么天下的人就都會感到不明白。對天下民眾來說沒有比國家安全的益處大的事，而治理國家沒有比確立君主的統(tǒng)治地位大的事。確立君主的原則沒有比施行法治的意義大的;實施法治的任務(wù)，沒有比除掉邪惡急需的了;去掉邪惡的根本沒有比嚴厲刑罰更厲害的了。所以稱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罰歸勸民眾;追究民眾的過錯，不理會民眾的善舉，用刑罰除掉刑罰。